系统动力学（SystemDynamic，SD）最开始出现于1965年，其利用计算机对现实中的反馈系统进行仿真模拟，来研究与外界独立的系统内各主体之间的反馈关系和动态数量关系。

  系统动力学最初用于解决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系统动力学可作为实际系统，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态等复杂系统的“实验室”。

  多运用量性结合的方法，通过调研、数据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来研究复杂的系统，在经济、工程、社科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系统动力学通过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方法的吸收，形成了能够模拟拟合现实情况的系统，可以直观地看出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反馈回路。

  还可以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输入来研究其他要素的变化，探究要素之间的影响程度，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在利用系统动力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我们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特性，划分了成果数量子系统、合作收益子系统。

  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上海市相关政策法规在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中的作用机理，确定了对于上海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贡献率较高的影响因素。

  还将系统划分为科技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转化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建立了包含政府、高校、企业、第三方机构等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反馈回路，以此来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工作机制和过程，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三螺旋概念源于生物学，1995年EtzkowitzH和LeydesdorffL为了研究政府、产业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将生物学中的三螺旋概念应用到人文社科学科，提出三螺旋创新理论，用它来分析政府、企业和大学的关系。

  三螺旋理论指出政府、大学和企业三者有共同的利益趋向，故他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经过不断发展，三螺旋理论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众多学者认可的创新研究新范式。

  我国关于三螺旋理论的最早记录来源于薛澜，在其文章《中外科技信息》中首次出现“triplehelixmodel”，这是我国学者对三螺旋理论的第一次感知。

  最先将三螺旋模型本土化的是周春彦，其在对EtzkowitzH的“三螺旋”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三螺旋模型跟国家创新系统不同之处在于：

  三螺旋模型不刻意强调大学、企业、政府哪个是创新的主体，其强调创新型高校的重要性，推进区域创新空间的发展。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三螺旋模型中，政府在政策支持、法律支持、资本市场的支持、增进产学研融合、企业家精神培育、技术设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将资金投入到教育、研发和奖励之中，从而支持技术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

  且其通过税收优惠可以降低技术投资成本，通过采购政策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和速度，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资本回收和市场营销风险等。

  因此，政府可以权衡利益与风险，加强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提高地方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高校科研院所一般情况下作为科技成果的出产方和提供方，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其自身吸收和消化科技成果的能力有限，其科技成果一般都是转移转化给企业。

  高校，尤其是创新型高校，是三螺旋模型的背后推动力，创业型高校通过开展大型政府研究项目为政府服务。

  创新型大学不仅在创造更专业的环境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有助于为优质教育体系提供更加综合的环境。

  另外一方面，大学是创新型人才培育的中坚力量，其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性人才，从而可以促进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

  高校科研人数的增加可以优化科技人才结构，提高科研竞争力，从而提高成果的价值。

  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扮演着科技成果受让方，尤其是中小企业，不排除一些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研发和自我转化的能力，但是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具备该能力。

  企业作为科技成果价值实现的一方和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的最终方，其在三螺旋模型中既是循环的终点，也是循环的起点。

  一项技术成果要从“想法”变为商品要通过三个阶段的实验：第一阶段是研究开发，第二阶段为中试阶段，第三阶段为产业化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国际上通行的公式认为，一项高新技术产品的产生，这三个阶段需要资金投入比是1∶10∶100。

  所以科技成果在企业一方实现价值后，又可以反哺科研创新，为新的科研成果和企业孵化资金，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循环。

  根据政府支持子系统、高校支持子系统和企业支持子系统三个子系统的划分情况，构建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模型因果图，如下图所示。

  结合系统内各要素因果关系的分析，建立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动态流图，如下图。

  对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进行剖析，从各要素的协同机理和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实际结果出发，将产学研系统内各要素进行量化并设置相应参数方程。

  模型构建完成后，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检验，以证明其与云南省实际情况相近，适合进行后续的仿真与分析。

  在三螺旋模型中，资金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故我们在这里研究科技支出占比、教育支出占比、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对云南省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和技术市场交易金额的影响。

  设置科技支出占比为10%，20%，30%；教育支出占比为10%，20%，30%；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为10%，20%，30%。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而言，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影响最大，其每升高10%，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提升最大，但是在提升相同比例下，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的提升相对于教育支出占比和科技支出占比是最不符合实际的。

  教育支出占比的变化对其影响程度排第二，在实际情况中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主体是人。

  教育支出占比的提高可以提高学校综合实力，进而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科研人才，从而提高其产出的科研成果的质量。

  当科技支出占比为10%时，其起点虽高于教育支出占比，但是当其逐渐增大时，其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影响程度要低于教育支出占比。

  对技术市场交易金额影响程度更大的依然是教育支出占比，对技术市场交易金额有着直接影响的是科技成果的质量。

  只有高质量科技成果，才能创造更大的收益，而高质量科技成果来自于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所以教育支出占比的提高，对技术交易市场交易金额的影响传导节点更短，效果更显著。

  但是，当科技支出占比和教育支出占比同为10%和20%时，技术市场交易金额起点高于教育支出占比。

  所以当科技支出占比和教育支出占比同为10%~20%之间时，科技支出占比值得优先投入。

  但是随着比例的不断增加，其会比教育支出占比更快达到瓶颈，如果后续想要提高二者的比例，应以教育支出优先。

  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对技术市场交易金额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但是其同样不能同教育支出占比和科技支出占比直接比较。

  我们上面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三螺旋模型结构的基础上，搭建了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初步了解了整个系统的内部机制、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和反馈回路。

  通过对模型的赋值和调整，使得整个模型基本符合云南省实际情况，最后对系统进行仿真分析。

  结果显示，在整个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中，教育支出占比、科技支出占比和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对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科技成果转化率、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技术市场交易金额是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

  指标提高后可以推动区域GDP和财政收入的提高，政府的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也会随之提高，科研人数也会随之增加，可以提高创新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提高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呈现出正反馈的趋势。

  政府扩大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投入力度，可以打造良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氛围，增强产学研企业合作意愿。

  从而增强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提高技术市场成交额，增加财政收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从源头提高科技成果的质量，不能只着眼于研究狭隘的转化环节，只有科技成果本身的质量提高，其转化出的价值才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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